从海外无本金远期交割（NDF）交易情况来看，市场对于人民币升值预期有增无减。业内人士表示，逐步降低过高的贸易顺差、有效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调整相对价格等措施有助于缓解人民币的升值预期，而官方在处理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方式和艺术将直接影响市场主体的判断；当然，如何防止汇率的超调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即防止升值预期的“硬着陆”。
升值预期有增无减
如果以人民币NDF汇率较境内银行间市场即期汇率升水幅度作为升值预期的衡量指标，可以发现，汇改以来至2006年底，1年期人民币升值预期大致在3%-5%之间，均值在4%左右；但是2007年以来，市场预期的升值幅度明显上升，均值在5.5%，目前在5%上下波动。总体来看，2007年以来，人民币的升值预期有增无减。
市场人士指出，上述衡量指标可能还显得比较保守，部分经济主体的真实升值预期要远超5%。
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市场对金融事件的预期可能比事件本身更为可怕，比较典型的如金融危机或市场动荡预期引发的恐慌等等。而汇率升值预期对市场的影响则显得更为重要和特殊。部分学者在总结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时指出，日元的升值预期是日本经济泡沫产生的两个原因之一（另一个是异常宽松的货币环境）。
虽然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当年的日本有着较大的差别，但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却是似曾相识：强烈的升值预期以及宽松得有些泛滥的流动性（事实上，前者导致或加剧了后者）。因此，业内专家呼吁，解决汇率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其他金融市场问题最迫切的是要消除市场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
多手段实现“软着陆”
分析人士指出，消除升值预期需要多管齐下，政策的发力点不应局限于某一方面。
首先，高企的贸易顺差是引发升值预期的重要源头。从外汇市场的简单供求关系来看，贸易顺差增加带来的外汇资产扩容必然打破原有的市场均衡或加剧市场失衡，更何况贸易顺差以超常规的速度发展。虽然我国的国际收支呈现“双顺差”格局，但是由于对外投资政策的放松、全球化资产配置的需要以及海外资产收益率的提高使得我国对外投资呈现大规模增长态势，并带动资本项目顺差大幅减少，所以从更治本的角度看，最为关键的还是减少贸易顺差并由此减少外汇储备的积累。我国贸易顺差问题结构复杂，这就注定了减少贸易顺差必须通过一揽子政策如税收政策、消费政策等等。目前一些政策已经实施或正在酝酿中。但专家指出，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些，比如说进一步放松对进口的限制。
第二，从市场层面来看，通过增加汇率的双向波动程度可以修正市场的心理预期，改变之前一味做多的做法，在防范风险的同时减轻升值压力。央行曾于2007年5月18日宣布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盘中波幅由3%。放宽至5%。，但实际成交并没有有效放大。如何培育更为成熟的市场主体、完善外汇市场基础设施或应该成为关注的重点。最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曾出现几次大幅度的回调，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这种“能上能下”的局面能更加“频繁和剧烈”的话，将会有效缓解单边升值的预期。
第三，从实际汇率角度来看，名义汇率的调升和本国物价水平的上升都可以起到实际汇率升值的作用。从社会福利和公共可接受程度来看，选择本国物价水平的适度上升可能不是一个坏的选择。当然这种物价水平的上升应主要是通过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来实现的。居民收入的增加一方面可以促进消费、减少贸易顺差，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物价水平的相对上涨来促进实际汇率的升值。这样既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又减缓了名义汇率的调整压力。
第四，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看，官方在处理人民币汇率问题时的态度和方法也影响着升值预期。可以说，最近一轮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主要来源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无理要求”，现在来看，这个因素仍然存在。哈佛大学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两位学者此前曾撰文指出，美国国内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一些“噪音”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投机资本流入的“催化剂”。有意思的证据是，2003年9月，美国前财长斯诺先是在访华中提出人民币汇率问题，随后在国际会议上获得了G7关于这方面的支持；当年10月30日的美国财政部半年度报告9年来首次提出人民币汇率问题需要双边磋商。而也就是大概从这个时候开始，NDF开始相对于即期汇率升水。上述事例表明，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外部，而且这种压力变得日趋复杂。因此，官方在处理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应该全面衡量“得”与“失”，用艺术化的策略实现所谓的“精确打击”，减轻外部压力带来的升值预期。
此外，有分析人士提醒，在汇率改革的过程中还要注意汇率的超调，即汇率的过度升值。超调的后果是接下来的人民币大幅贬值，以目前市场主体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以及经济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来看，代价将是非常惨重的。因此在缓解汇率升值预期的同时还要防止汇率的过度升值，以避免汇率升值预期的“硬着陆”。
[发起辩论] [发表评论] [复制链接] [收藏此文] [我要提问] [打印]
看过此页的网友也看过了
热点新闻
|
热门评论
|